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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朝有多少人会写字?说出来都难以置信

甲骨文系统的汉字,是中国汉字原始阶段晚期的汉字。对于这种汉字,即使在当时也是最不好操办的事情之一。

但在现实上却还没有出现变革的必要性。为什么?这个道理很简单:文字从发明到应用,是需要对于这种文化的适应和接受有一些历史阶段的。

甲骨文实际上还不属于狭义上说来是对文字的应用,仅仅是尝试文字的使用阶段而已。以商代拥有两千万人口计算(可能还不足这个数),估计当时的中国顶多只有200人在使用甲骨文,而且,仅仅集中于国家最高管理阶层的一部分人中。

大致上说,使用汉字的人众,仅仅是全国人口的十万分之一,所以文字虽然在使用,却没有大众性可言,这就是说,汉字的社会性尚未凸显出来,汉字当时自然没有形成社会化的市场。

为什么汉字没有留下商代以前的文字遗迹?我看,这个道理也很简单,当时的人们对于文字应用价值的认知,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。文字发明了,就应该使用,这是我们今人的理念,相信发明文字的古人理念同样如此。

但使用文字的实际情况,却不是古人和我们今天的人所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顺理成章的事情。这个时候的汉字,还没有一定规模的社会市场。

由于文字是需要社会化程较极高的一种学习性新文化,使用起来是要付出一定的社会劳动成本的,学习起来也是要付出具体的劳动成本的。而当时的文字价值,还没有达到与一般文化的价值相当的优势地位,而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。

因此,文字最初使用的一段阶段,相对来说,是高成本低效率的一种文化劳动(这当然是以历史的阶段性比较效率而言的)。所以,文字的使用范围却是出乎意料的有限。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。

实际上,最晚尧舜时代就有可能存在文字使用的情况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因为,这一时期完成文字的发明,已经有一些社会基础了,例如,大量的地名人名出现了。只是此时文字的适用范围还相当小,使用的人众可能要大于百万分之一以上。所以,文字的使用机率就可想而知的低,因此很难发现遗存。

夏朝对于文字的使用依然没有太大的发展,可能当时使用文字的人不会超过100人。今天,我们企图发现尧舜到夏朝这段历史,使用文字的机率几乎为零,就是这个道理。

中外文字学家,对于中国汉字发展判断的第一个失误即此。

他们认为:只要文字发明了,那就一定在使用。而且,好像还认为是有相当规模的。

可是他们没有考虑到,对于文字的使用是有现实上的实际局限和困难的。

假如最晚尧舜前后就发明了文字,那么即使是夏朝,也不能看做是文字真正应用的时代。

但商代较尧舜、夏代,明显对文字的应用是有了巨大的无形的推动的。

我们完全可以想象,假如没有商代人把文字用做当时比较重大的事件——占卜上面的社会实践,中国汉字的命运很可能也会像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字一样,是避免不了一次灭亡的命运的,汉字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文字体系的结果。

所以,我们说,是商朝的宗教文化推动了汉字巨大的无形的发展。所以,商代和商代以前都不会也不可能产生文字书写革变的问题。

不过,在较为长期的连续的使用过程中的汉字,到底还是不变不行的。金文的手写体汉字,已经把方形和三角形的墨块儿,书写为单线的四方和三角了。但这些小小的便利性书写,还没有构成汉字变革的成熟条件。

然而发生汉字变革的需要和可能的时代,来得还是比较快的。

大概西周晚期到春秋之初,汉字需要变革的信息就已经显现出来了。也就是说,汉字真正比较普遍使用起来以后,仅仅不到三四百年,实践就证明,书写的差异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了:社会上可以看到文字的书写是五花八门的。

为什么?因为周代的人口增长较快,文化也有了较大的发展,周天子的分封制,客观上要求各诸侯国要有一套自己的官僚体系和管理制度,诸侯与诸侯之间也需要交流,有时还是需要高度信任保证的。那么,文字这时候就有了新的使用价值,学习文字自然也会成为一种社会利益的自觉。

学习文字的比较成本开始下降。汉字第一次迎来了真正被社会化使用的新时代是西周时代。

文字一旦被发现具有使用价值,就会成为一种公共交通的文化,强大的社会性利益价值日益突出。与此同时,有两个突出的现实问题也就伴随而来了。

一个是标准问题,一个是书写与标准的差异问题。标准问题我们基本上就不去谈了。所谓的书写差异问题,正是书写规范与书写自由的矛盾问题。

这个问题,从古至今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,何况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学习书写文字,教授不同,学员不同,怎能没有千差万别的书写现象呢?

我们看,自甲骨文之书写,就存在书写差异,郭沫若先生试探性地提出了甲骨文时代存在“钟、张、欧、颜”的形象比喻。

实际上,书写汉字已经不是“、钟张、欧、颜”这样个别渐进的差异问题,而是极为普遍的同步差异问题。没有汉字的社会化应用书写,就没有汉字的书写差异。汉字的社会化程度越高,汉字书写的差异也就越大,这个自发的状况一直持续到隋唐时代,就是有力的说明。

不过,一方面是汉字书写的绝对差异,一方面又是绝对的汉字标准。中国汉字始终处于这重即矛盾又统一的发展过程之中。这也是汉字必然要有书写法度的基础,因而书写汉字,也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智力要素结构下的范式限度。

东周时期,周王室的中央威权地位在下降,代之而起的是大诸侯国的争雄称霸。这些大诸侯国建立起来的政府机构,形式上与周天子的王室的行政机构有着同样的组织模式和官僚体制,而且政府功能有更加强化的趋势。

这样的社会政治生态,客观上对于文字使用的社会需求是更加迫切了。有证据显示,春秋时代书信,盟书大量使用。古老的口头文学诗歌,这时有了文字记录的诗集。

《诗》以文献的形式开始出现,不会晚于周成王时代。这预示着文字文明的时代开始兴起。私著国家文献《左传》出现于春秋末代。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时代,各诸侯国皆有自己的国史。

我们完全可以复隐和想象,史书的广泛出现,绝对不是没有社会文化发展基础而自发产生的个别现象。

据学者们推测,周人在商代时期,对于文字的使用比殷商人要落后许多。这正是商代以前汉字使用并不普遍并不平衡的现实生态。但是周人取代殷商以后,就大兴文字之学,开始创办学校了。因而很快成为使用文字的先进朝代。

《孟子》说商朝以前就有学校,但商朝之前的学校是不是教书学习文字,好像难以取得证实。假如商朝使用文字的主体阶层,还是以宗教为业的贞人,那么,在西周时期,使用文字的士大夫贵族,已经明显超过了贞人,比较广泛地见诸列国政治文化领域。

这是中国人自从发明了文字以来,真正实现了文字应用范围有所扩大的历史性标志:文字成为一种社会制约。

西周时期,汉字的使用者总数可能超过了两万人,那时周朝的人口可能还没有超过三千万,西周时期使用汉字的人众之所以大幅度增长,应该与西周创立官学有关。

西周末年孔子私立学校,应该是出于对官学的效仿。使用文字的人越多,书写的差异也就越突出。但是,书写差异的最大制约因素还是书写速度。

按照春秋时代的书写生态来看,临时的文献,一般不会刻比较合理。这是由于刻写文字的劳动成本太高,所以手工书写仍然是最常见的文献产生形式。山西侯马盟书多朱墨书写,就是证明。因此,书写速度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字演变的基础了。

春秋到战国的五百余年时间里,甲骨文体系的汉字,向隶书体系的汉字转变的趋势已成明显大势。据现代考古资料显示,秦代通行的书写文献,已经完全流行隶书,所谓的秦始皇“书同文”,不过是对于已经有了很大程度改造的“标准文字”——甲骨文体系的篆书,进行了一次整理而已,使得汉字能够正俗相通。从秦末汉初文字的应用书写来说,篆书虽然还是“正书”,即“标准汉字”,但已经退出了日常书写体系。秦帝国颁行的小篆,仅仅是汉字的历史参照。代之而行的隶书已成一种新书。

用一句话来说隶书之所以出现的必然性,那就是隶书的书写体系,较篆书书写体系更节省时间,书写形式有了更加自由的空间。

而且,文字的使用者已由士大夫贵族阶层,扩大到普通自由民和没落贵族后裔阶层以及部分奴隶阶层。大量来自于一般文献的秦汉简牍遗迹上面的字迹,就是很好的说明——汉字的使用者越来越接近社会底层。

文章来源:人民记忆 70年70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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